时报与普利策奖的那些爱恨情仇
大卫·W·登莱普(David W. Dunlap)是一位本地新闻记者，同时也是“筑城”(Building Blocks)专栏的作者，已在《纽约时报》工作了40年。
每逢普利策奖(Pulitzer)的颁奖日，新闻编辑部里通常都弥漫着欢欣鼓舞的氛围。今年也不例外：当主编迪恩·巴奎(Dean Baquet)宣布时报夺得了三个奖项的时候，全体员工一片欢腾。
但皆大欢喜并不是新闻的常见主题，时报和普利策奖有着97年的瓜葛，其中包含着许多酸楚、悲伤、意外和失望。
就从沃尔特·杜兰蒂(Walter Duranty)凭借从苏联发回的报道，而在1932年获奖说起吧。那是“我们为之感到惭愧但可以做出解释”(Guilty With an Explanation)的一个奖项，在15楼的陈列室，框起来的荣誉证书里，只有这一个附有记者在报道中犯了何种错误的说明。“杜兰蒂通过电报发回的稿件必须经过苏联审查，斯大林(Stalin)的宣传机器既强大又无所不在，”说明文字这样写道。“杜兰蒂的信息主要来自官方来源，致使其报道存在重大瑕疵——他对斯大林的暴虐一直估计不足。”
时报在评价杜兰蒂的表现时指出，他没能揭示斯大林强制实施农业集体化政策的灾难性后果。该政策给乌克兰带来了毁灭性尤其巨大的影响，杜兰蒂获奖后的数年间，数百万乌克兰人死于饥荒。
“乌克兰裔美国人以及其他一些机构，曾多次要求普利策奖委员会撤销颁给杜兰蒂的奖项，并要求时报归还普利策奖，主要理由是他后来未能报道饥荒，”那份说明继续写道。“普利策奖委员会两度拒绝撤销奖项，最近一次是在2003年11月，因为‘没有明确而又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1931年赢得奖项的报道‘存在蓄意欺骗之举’，”此外，“该奖项并不为时报所有。”
杜兰蒂得奖5年后，安妮·欧黑尔·麦克米克(Anne O’Hare McCormick)因为对欧洲的出色报道斩获了普利策奖。这个奖项没有任何不体面之处。相反，它是对一位出色先驱性人物的恰当褒扬：在那样一个时代，一位女性居然当起了驻外记者，而且是时报的驻外记者，真的令人难以想象。犹太人大屠杀发生的当时，她是少数几个在报纸上对大屠杀的性质和规模做出公开报道的人之一。
她于1943年3月3日写道，“在试图把犹太人赶出欧洲的运动中，对犹太人的迫害已经达到了可怕的高潮，这里却没有任何问题。挽救欧洲尚存的犹太人，帮助他们逃脱既定的命运——如果基督教社群不极力支持这个迟来的提议，我们就等于接受了希特勒的论调，永久地破坏了我们为之倾注鲜血和财富的那些原则。”
麦克米克的获奖有个令人悲观的结局，那就是直到33年之后，时报才又出了一名荣获普利策奖的女性。1970年，艾达·露易丝·赫克斯泰勃尔(Ada Louise Huxtable)凭借出色的建筑评论获奖。然后，又过了13年，才又有一名时报女性获得普利策奖：记者南·罗伯逊(Nan Robertson)，她记录了自己出现中毒性休克症状的亲身经历。悲剧一直伴随着普利策奖。凯文·卡特(Kevin Carter)在获得1994年普利策专题摄影奖几个月后死于一氧化碳中毒，时年33岁，他明显是自杀的。他的获奖作品是一个在前往营养中心的途中瘫倒在地的苏丹女孩，她骨瘦如柴，近旁还有一只秃鹰凝视着。
这幅照片最早发表在《纽约时报》和约翰内斯堡的周报《邮报卫报》(Mail & Guardian)上。比尔·凯勒(Bill Keller)在为卡特撰写的讣告中写道，“它后来被发表在了许多其他刊物上，暗示着非洲的绝望。”
（1993年3月的一篇编者按提到，许多读者都想知道这个女孩的命运。“摄影师报告称，在秃鹰被赶走后，她后来恢复了体力，有能力继续自己的行程，”时报写道。“不清楚她后来是否到达了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