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的这个月，《女士杂志》(Ms. magazine)首次将性骚扰放到了自己的封面上。编辑们知道这个话题的敏感性，没有在封面图片中使用真人照片，而是用了木偶——一只男人的手伸进一个女人的衬衫。尽管如此，它还是在一些超市遭禁。

1977年，“性骚扰”这个词还没有法律上的定义，也几乎没有进入公共词汇。而如今，虽然相关讨论已经出现了深刻的转变，但是重读《女士杂志》的那篇文章，似曾相识之感依然萦绕不去。

它描述了一名行政助理在上司要求她给自己进行口交后辞职；一名学生在遭到指导老师骚扰后退学；一名黑人医疗助理的白人主管问她所在社区的女性是否卖淫，后来又问她是否愿意和他以及其他几名同事进行群交。

那篇文章还提到了一项调查，88%的女性表示，她们在工作中遭到了性骚扰。作者认为，这个问题几乎渗透到了每一个行业中，但在“外表最光鲜的表演行业”尤为严重，好莱坞的试镜沙发依然是一项“深厚的传统”。

“我们到目前为止所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文章说，“而这座冰山非常庞大、极具破坏性。”

40年后，随着对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等人的指控继续扩散，感觉就像我们已经撞上了这座冰山。人们争相用各种灾难隐喻来描述这个时刻：海啸、飓风、雪崩、山崩——不过最关键的是，许多有权势的男人的事业以惊人的速度分崩离析。

很多女性，也有一些男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公开、更有力地说出了自己的故事，它们发生在关闭的门后，甚至是在工作室和新闻编辑室等工作场所的开放空间里。各个公司纷纷重申零容忍政策，匆匆组织相关培训。

我们以前就见识过这一幕。1991年，安妮塔·希尔(Anita Hill)在电视上就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的骚扰行为作证后，美国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收到的性骚扰投诉增加了73%。尽管如此，托马斯还是被任命为最高法院大法官，而希尔则悄然回到俄克拉荷马州担任法律教授。在之后许多年里，性骚扰问题依然不断出现在新闻报道和私下议论之中，仿佛一个无休无止的循环。

不过，这次的续集似乎有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或者至少有了一个情节转折：公众的愤怒更深、更持久，多米诺骨牌不断倒下。

也许是因为这次的控诉者大多是熟悉媒体的著名白人演员，她们的明星影响力比被控诉者更大（这么说吧，和葆拉·琼斯[Paula Jones]与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之间的力量对比是不同的）。也许，它还反映出，在当今这个美国历史上的特定时期，新一代职场女性——她们由职场母亲抚养长大——认为自己受够了。

当然，社交媒体不断膨胀的力量也起了作用：在过去几周里，有数以百万计的帖子使用了#metoo（我也是）这个标签，它还衍生出了意大利版（#QuellaVoltaChe，意思是“那个时候”）和法国版（#BalanceTonPorc，意思是“揭发那头猪”）；这场网络运动甚至蔓延到了国会。

有几位专家将这比作大坝决堤，认为这是近几十年来，特别是近几年的性骚扰指控所产生的累积效应。也有人认为，唐纳德·特朗普在录音中吹嘘自己的侵犯行为，却没有阻止他问鼎白宫。发生这样的事之后，如今的局面是人们期待已久的必然结果：特朗普可能没有为之付出代价，但女人们不会再让那个上司、那个导师、以及那个同事也像他那样逃脱罪责。

“毫无疑问，白宫的主人是一名遭到指控的性侵者，这一直萦绕在人们心头，”计划于本月出版的《拒受摧残：女人、性和权力，以及如何阻止这个体系继续摧残我们所有人》(Unscrewed: Women, Sex, Power, and How to Stop Letting the System Screw Us All)一书的作者杰克琳·弗里德曼(Jaclyn Friedman)说。“人们觉得，眼下他们或许对此无能为力，但他们至少可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在1970年代的女性运动中，有一个词叫‘醒悟时刻’，”史学家芭芭拉·伯格(Barbara Berg)说。她是2009年出版的《美国的性别歧视：依然活跃，正在毁灭我们的未来》(Sexism in America: Alive, Well and Ruining Our Future)一书的作者。“现在就是醒悟时刻。就像是说，‘够了’。然后就会产生雪球效应：一旦你看到女性对权力说出真相，而不是被告知，‘这就是你必须忍受的’，那么其他女性也会受到鼓励，挺身而出。”

在韦恩斯坦的案例中，原告们镇定自若地站了出来，而且似乎每天都有更多的人站出来，所以没有人必须像以前的希尔那样独自承受重担。“如果一个句子里包含安吉丽娜·朱莉(Angelina Jolie)和格温妮丝·帕特洛(Gwyneth Paltrow)，那么它一定会引起人们的注意，”社会学家迈克尔·基梅尔(Michael Kimmel)说。

不过，在这些著名面孔的背后，还有一群普通的声音，她们通过社交媒体集体讲述自己的故事，并且采取行动。要知道，推倒比尔·奥莱利(Bill O’Reilly)靠的是多个团体的共同努力，包括女性大游行(Women’s March)的组织者们，他们用“#DropOReilly”（放弃奥莱利）的标签敦促广告商。他们和福克斯新闻(Fox News)最终做成了这件事。

如果说现在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变革时刻，那么我们值得回头看一看，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的。

1979年，也就是《女士杂志》发布性骚扰封面两年后，凯瑟琳·A·麦金农(Catharine A. MacKinnon)发表了一个开创性的法律观点：根据1964年通过的《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第7条，性骚扰是一种歧视形式。这是她依据在法学院读书期间形成的法律理论提出的。

米歇尔·文森(Mechelle Vinson)对这个法律理论进行了试验。她是早期提起性骚扰诉讼的几位非裔美国女性之一。她是一名银行柜员，称自己多次遭到已婚上司强奸。1986年，在麦金农的帮助下，她的案子被纳入最高法院裁定，该裁定让“骚扰即歧视”理论进入了法律。

然后就是希尔。伯格称，希尔在电视上指证自己在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偏偏是这个机构）的前上司托马斯，这个行为实际上“教育了一代美国人，让他们知道了什么是性骚扰”。支持职业女性的团体“早九晚五”(9to5)的热线电话几乎立刻被打爆了。

“人们几乎觉得有点困惑，”该团体的负责人1992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你是说这是性骚扰？你是说我可以为此做点什么？”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运动口号（不是写在Facebook和Twitter上，而是写在徽章和保险杠贴纸上）不是“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而是“我相信安妮塔”，这是一个表示团结的讯息，而不是自我暴露。

希尔之后是琼斯，她对克林顿的起诉被驳回。还有些人虽然在法庭上胜诉，后来却陷入困境：海军上尉葆拉·库格林(Paula Coughlin)被几名醉酒军官性侵，她后来遭到排挤，最终只得辞职。遭到律所合伙人骚扰的律师秘书蕾内·威克斯(Rena Weeks)后来再也没有工作过。

“我觉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导致了女性闭上嘴巴，至少是不再公开揭发，”基梅尔说。

麦金农在自己2017年出版的《蝴蝶政治》(Butterfly Politics)一书中引用了混沌理论中的一个概念，那就是，蝴蝶翅膀的微小振动可以引发半个地球之外的龙卷风。她认为，在适当的条件下，小小的举动可能引发重大社会变革。

“现在，艾什莉·贾德(Ashley Judd)就是那只蝴蝶，”麦金农指的是最近引发对韦恩斯坦大量指控的那位演员。“她就是那个打破沉默的人，让其他许多女性的指控成为可能。之所以会出现爆发，是因为这已经被压抑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