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审查机构的严密审查之下仍以真实的视角展示当代西藏人生活的电影人、作家万玛才旦于周一在西藏去世，时年53岁。

位于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的一则声明宣布了他去世的消息，万玛才旦在该校任教授。声明没有具体说明死因及死亡地点。

西藏及其人民常常被刻板说法曲解。对西方来说，那里是乌托邦，是基于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1933年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呈现的香格里拉的幻想。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西藏人是需要拯救和改造的农奴或野蛮人，宣传片将汉族干部描绘成解放者。

万玛才旦和大多数藏人一样，没有姓氏，而是使用他的两个名字。他说他儿时一直渴望能够准确地展现他的家、人民和文化，这在现有的好莱坞和中国电影里是没有的。

在他的电影中，万玛才旦很少描绘西藏的中国人，在1951年中共军队占领西藏后，中国人口激增。为了躲避中国审查，他避免提及在中国被视为支持西藏独立的达赖喇嘛。这使他能够避免公开的政治批评，同时仍能处理更广泛的主题，比如在现代化面前传统和身份的丧失。

他是第一位在中国工作并用藏语拍摄故事片的藏族电影人。他也是第一位毕业于培养国家一流导演的著名的北京电影学院的藏族导演。但就像中国所有探索少数民族和宗教的艺术家一样，他受到国家审查机构的额外审查，并被要求提交中文剧本以供审查。

“当然，他面临的挑战是在不惹恼中国当局的情况下，制作能够反映藏族认同和藏族文化敏感性的电影，”居住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藏族电影人、作家丹增索南在电话中说。“万玛才旦非常好地驾驭了这条微妙的界线。”

在《静静的嘛呢石》(2005)中，他描绘了西藏人的日常经历：僧侣们看电视入了迷，村民们为新年戏剧表演排练。在《老狗》(2011)中，西藏草原一望无际的带刺铁丝网的画面展现了国家的权力和祖传土地私有化的复杂性。

他的电影“不仅仅是关于西藏的”，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西藏历史学家和学者茨仁夏加在接受采访时说。“也是关于中国的，以及那些被中国经济奇迹抛在后面的人们。”

随着万玛才旦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的电影业和观众开始接受藏语电影。通过将西藏的口述故事和歌曲传统与现代电影制作形式相结合，他的电影产生了一种全新的类型，有人称之为西藏新浪潮。

“他的电影里的故事呈现构图仔细、编排精妙，这些故事用最温柔的声音讲述了强有力的真理，”曾为万玛才旦的一些作品翻译字幕的中国电影策展人兼研究员谢枫(Shelly Kraicer)说。“他是一位重要的世界电影人。”

他试图建立一个由西藏电影制作人组成的紧密网络，其中包括松太嘉、杜嘎次让、拉巴嘉和万玛才旦的儿子久美成列，他们后来都执导了自己的电影。司机、助理和其他剧组成员有时会兼顾多个角色，充当临时演员或给演员进行地区口音培训。

“他从无到有创建了一个处于萌芽状态的西藏电影圈、电影业，”巴黎国立东方语言与文明研究所藏语文学教授弗朗索瓦兹·罗宾在电话中说，她认识万玛才旦20多年。“他对友谊非常忠诚。有些人和他一起工作了10年。”

万玛才旦1969年12月3日出生于青海省，属于藏区东北部，过去称为安多。他的父母是农民和牧民。

他由祖父抚养长大，祖父要求他在放学后手抄佛经，早早为他灌输了藏语和藏族文化之美。在兰州的西北民族大学学习西藏文学和翻译之前，他曾当过四年教师。随后，他在家乡青海担任公务员多年。

从1991年开始，他以藏文和中文发表了以西藏为背景的短篇小说，讲述人物故事，这些人面对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小说强调了与自然和动物建立联系的重要性，“用最简单的语言展示了生活的复杂性，”认识万玛才旦10年并翻译了他的作品的香港浸会大学教授杨慧仪说。后来，他将自己的一些故事改编成电影。

在2000年代初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后，他拍了《静静的嘛呢石》以及其他几部电影，获得好评。10年后，《塔洛》(2015)在威尼斯电影节上首映，讲述一个牧羊人如何不得不走出与世隔绝的村庄去登记政府身份证的故事。影片赢得了无数奖项，包括台湾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接下来的几年里，该片在有志于电影事业的藏人心目中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

“西藏电影应该展示西藏人的生活，”万玛才旦在藏语广播公司康巴电视台最近发布的未注明日期的采访中说。“就我而言，从我的第一部电影开始，我就希望我的电影中必须包含藏人角色，都会说藏语，并且有藏人的行为和思维方式。这就是西藏电影与众不同的地方。”

万玛才旦后来的电影得益于他较高的知名度。《撞死了一只羊》(2018)讲述一个卡车司机撞了一头绵羊后，一个陌生人搭他车的故事，影片由香港著名导演王家卫的捷通影业制作，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并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奖最佳剧本奖。《气球》(2019)讲述了一个家庭在中国计划生育法律下应对意外怀孕的故事，同样在威尼斯首映。即将上映的电影《雪豹》讲述了人类与食肉动物之间的紧张关系，目前正在后期制作中。在他去世时，他正在制作另一部电影。

有关其子以外的遗属信息无法在第一时间获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