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到一个谋杀现场前，你会先听到声音：新寡的妻子绝望的哭声。正在赶来的警车发出的刺耳的警笛声。雨水有节奏地落在马尼拉一条小巷的路面，也敲打在罗密欧·托雷斯·丰塔尼利亚(Romeo Torres Fontanilla)的背上。

我在凌晨一点过后停下车，看到人称“蒂加斯”(Tigas)的丰塔尼利亚(Fontanilla)趴在街上。目击者称，两个来路不明的人骑着一辆摩托车，枪杀了37岁的丰塔尼利亚。雨水把他的血冲进了下水道。

雨水淋湿了这条位于马尼拉帕赛区的小巷子，这是我抵达菲律宾首都的第11天里见到的第17个犯罪现场。我来这里是为了记录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地(Rodrigo Duterte)6月30日就任之后发起的这场血腥、混乱的打击毒品交易行动。自那时以来，单单死在警方手里的就有约2000人。

我所见到的血腥场面发生在你所能想到的所有地点——路边、火车轨道上、一所女校门口、多家7-11便利店和一家麦当劳餐厅外，以及卧室的床垫上和客厅的沙发上。我曾看到一名红衣女子把手挡在眼睛前面，透过指缝偷瞄了一眼其中一个恐怖场景，之后立刻自保起来，只敢最后看一眼那个在繁忙的马路中间被杀害的男子。

在距离蒂加斯遇害地点不远的地方，我找到了下方第一张照片里的迈克尔·阿拉亚(Michael Araja)。他死在一家“sari sari”店前，那是当地人对贫民区售卖基本生活用品的杂货店的称呼。邻居们告诉我，29岁的阿拉亚出门给自己买烟，给太太买饮料，结果却被骑着一辆摩托车的两名男子开枪打死。那种手段很常见，以致有了自己的绰号：双骑杀手(riding in tandem)。

在弗赛德社区，一个沾满血迹的芭比娃娃躺在一个17岁女孩的尸体旁，她和21岁的男友一起被杀。

“他们像屠宰动物一样在屠杀我们，”一位不敢透露姓名的旁观者说道。

接下来的许多图片都包含暴力内容。

我在60个国家工作过，报道过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2014年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西非伊波拉病毒感染区，那是一个被恐惧和死亡笼罩的地方。我在菲律宾的经历感觉像是残酷到了一个新层次：警方草率地射杀被怀疑贩毒，甚或只是吸毒的人，治安队认真响应杜特地“把他们杀光”的号召。

他曾在今年10月讲过，“可以预计会有2万或3万多人。”

杜特地在上周六表示，在前一天进行的电话交谈中，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对这场残酷的打击毒品运动表示了支持，还邀请他到纽约和华盛顿访问。“他说，哦，我们是在以主权国家的身份正确行事，”杜特地在他的办公室发布的有关此次通话的摘要中表示。

除了那些死于官方打击毒品行动的人，根据菲律宾国家警察总局(Philippine National Police)的统计，自今年7月1日以来，还发生了超过3500起未侦破的凶杀案，这令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变成了可怖的遭丧之地。

已经有超过3.56万人在政府称为Tokhang项目的打击毒品行动中被捕。这个名字源自杜特地的第一语言宿雾语中一个习语，意为“敲门劝戒”。

在设有门禁的富人社区和住宅区，有时的确会有警察礼貌地敲门，向应门的人递上详细描述吸毒危害的宣传册。在更贫穷的社区，警方则会把十几岁的男孩和男子从街上带走，进行背景调查，实施拘捕，有时还会直接击毙。

根据警方的统计，政府武装已经逐门逐户地搜查过357万所住宅。警方称，迄今已有超过72.76万名吸毒者和5.65万名毒贩投案自首，监狱里人满为患。如下方居中的图片所示，在奎松市监狱(Quezon City Jail)，犯人得在任何可资利用的空间轮流睡觉，其中包括一个篮球场。

在马尼拉逗留期间，我的夜晚从9点开始，我会在警区新闻办公室和当地的一群记者一起等待最新的死亡消息。我们会结伴出发，车辆鱼贯前行，仿佛铁轨上的火车，闪着警报灯飞速闯过红灯。

我每天都记日记并录音，记录这些通宵达旦的行动。我的工作伙伴是入行已有30年的菲律宾记者里卡·康塞普森(Rica Concepcion)。

我们参与了警方的无数次行动，也曾自行前往杀人现场或者发现尸体的地点。我们在那些地方遇到的死者家属和邻居所讲诉的故事，常常与警方的官方表述迥然不同。

警方把嫌疑人因拒捕而被击毙的情况称为“nanlaban”。他们说现年34岁的弗洛尔约翰·科鲁兹(Florjohn Cruz)便是如此。他生前住在贫穷的加洛坎地区。一天晚上，当我在快到11点的时候抵达他家时，殡仪馆的人正把他的尸体运走。

他侄女告诉我们，他们发现了一个写有“Pusher at Adik Wag Tularan”的纸板标示牌，意即“别像他一样成为毒贩和瘾君子”，当时他们正在家庭祭坛近旁的地板上清理科鲁兹留下的血迹，如下方居中图片所示。

警方给出的说法则是：“嫌疑人科鲁兹在屋内奔跑，随后拿起一把枪，朝执法人员连续射击，促使后者开枪还击，以便阻止和击退科鲁兹的非法攻击。”

他妻子丽塔在痛哭的间隙告诉我，当时科鲁兹正在起居室里给71岁的老母亲修理一台晶体管收音机，一群全副武装的男人冲了进来，将其射杀。

这家人说，科鲁兹并非毒贩，只是沙雾(shabu)吸食者。菲律宾人把冰毒称为沙雾。数月前，他曾响应杜特地的号召投案自首，本以为可以参加一个戒毒治疗项目。结果警方还是找上了他。

我来到菲律宾以后，随着时间的消逝，杀戮日益疯狂。卷入实际上的法外处决行动的警员似乎无意对此遮遮掩掩。“nanlaban”已经成了一个黑色笑话。

“在菲律宾有了一种新死法，”汤都区的警监雷登托尔·C·乌尔萨诺(Redentor C. Ulsano)说。他微笑着把手腕并在身前，假装戴着手铐。

科鲁兹16岁的侄子埃利亚姆(Eliam)和18岁的侄女普琳西丝(Princess)说，他们在二楼的走廊上看到了那些杀死科鲁兹的便衣警察闯进屋子的情形。他们说自己听见了短促的短信提示音，还看见了其中一个男人阅读手机上的短信。

“基尼巴赢了，”他向其他人宣布。“基尼巴”指的是菲律宾最受欢迎的篮球队生力基尼巴描笼涯队(Barangay Ginebra San Miguel)，当时正在城市另一端为争夺冠军而战。两名少年说，当科鲁兹被装在尸体袋里抬出去的时候，那些男人却在庆祝基尼巴的胜利。

罗埃尔·斯科特(Roel Scott)是上图中的男孩之一。他所在之处是他舅舅乔斯利托·朱马基奥(Joselito Jumaquio)被一伙蒙面男子杀死的地方。哀悼者常常在遇害者的血迹上点燃蜡烛，以纪念他们。

罗埃尔说，当15名蒙面人悄无声息地迅速来到这个名叫潘达坎(Pandacan)的贫民区时，他正在和朱马基奥打电子游戏。朱马基奥是一名三轮出租车司机，之前同样向当局自首过。

目击者告诉我们，那些人把朱马基奥拖进一条小巷里，并呵斥聚集起来的邻居，让他们回自己家并关上灯。他们听到一个女的喊“Nanlaban”。朱马基奥在拼命反抗。

响起了两声枪声。接着又响起了四声。

当周围安静下来时，邻居们找到了这名三轮车司机血迹斑斑的尸体。在他戴着手铐的双手旁边，放着一把枪和一塑料袋冰毒。警方的报告称其是一次“禁毒卧底交易逮捕行动”。

我还拍摄了守灵和葬礼的情况。杜特地上台后，它们成了日常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亲友和神职人员很少提及残忍的死因。

玛利亚·梅萨·德帕里因(Maria Mesa Deparine)在9月的一个星期内失去了两个儿子。两人都曾向警方自首，都被发现死在桥下。

德帕里因说，她用三周时间筹集到了总计5万披索的借款和捐款，大约相当于1030美元，为她的小儿子、23岁的阿里奥(Aljon)办葬礼。我们和她一起去了殡仪馆。在那里，她乞求老板降低阿里奥的哥哥、36岁的达尼洛(Danilo)的葬礼费用。

达尼洛的尸体，上面中间那张照片的地板上即是，已经在停尸房里放了两周了。在那里，逝者被像木柴一样码放在一起，相互挨着，没有东西隔挡。葬礼负责人同意将一天的守灵费用减至1.2万披索，约合240美元。但实际上，当地的守灵通常为一周。

德帕里因离开了，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凑齐这笔钱，或达尼洛最后会不会和总统禁毒大战的其他受害者一起合葬。

杀戮扰乱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家人告诉我，本杰明·维斯达(Benjamin Visda)，上图中棺材里的人即是，离开家人的生日聚会现场，去一家便利店买了点东西。当八名男子抓住他时，他正在吃蛋糕。不到20分钟后，他的尸体被扔在一家警察局外面。

在弗洛尔约翰·科鲁兹(Florjohn Cruz)被杀的同一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半小时后来到了几条街以外，另一名被杀男子的家里。那天晚上也在下雨。

在看到刚失去丈夫的内莉·迪亚兹(Nellie Diaz)——下面中间的照片所示——之前，我们先听到了她伏在她丈夫、51岁的克里索斯托莫(Crisostomo)的遗体前发出的嚎啕大哭声，痛人心扉。

克里索斯托莫·迪亚兹在该地区长大，工作断断续续，都是打零工。他妻子说他只是吸毒，不贩毒，且杜特地当选后不久，他便自首了。她还是觉得他在家里睡不安全，便让他住在亲戚家。但他想念自己的九个孩子，于是在几天前回到了家里。

迪亚兹的大儿子、19岁的J·R说，一名戴着摩托车头盔的男子踢开前门，身后跟着另外两人。J·R说，戴头盔的男子拿枪指着迪亚兹，另一名男子用枪指着他15岁的弟弟奇洪·雷克斯(Jhon Rex)。第三名男子拿着一张纸。

J·R说，戴头盔的男子说了句，“再见，我的朋友”，然后便朝他父亲的胸膛开枪。迪亚兹倒下了，但那名男子又开了两枪，分别打在他的头上和脸颊上。孩子们说，三名男子大笑着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