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過高聳的松林和人跡罕至的草地，通往西伯利亞南部貝加爾湖的道路蜿蜒經過墓地，鮮艷的塑料花標記著在烏克蘭喪生的俄羅斯人的墳墓。這裡遠離波將金村莊般的天堂莫斯科，戰爭的痕跡歷歷在目。

在湖的東岸，白色翅膀的海鷗跳入鐵藍色的湖水，35歲的尤利婭·羅裡科娃經營著一家旅店，兼做兒童夏令營。她距離前線約5600公里，但戰爭在她的家庭和她的腦海中縈繞不去。

「我的前夫想去打仗，他說這是他的職責，」她說。「我說，『不，你有一個八歲的女兒，做她的父親是更重要的責任。』」

「在烏克蘭，人們毫無理由地死去，」她說。

她告訴我，他終於明白了，並留下了，她的眼神似乎在說：我的生活只是另一種普通的俄羅斯生活。也就是說，一個單親母親的生活——在一個離婚率在世界上居前列的國家，在一個陷入苦戰的國家，在一個與普丁認為純屬虛構的鄰國作戰的國家，幾千萬俄羅斯人像她一樣，同那裡有著家庭、文化和歷史的聯繫。

我在俄羅斯待了一個月，這個國家的面積幾乎和美國和加拿大加起來一樣大，我在這裡尋找一些線索，以解釋它為何會在民族主義情緒的驅使下無端捲入一場戰爭，以及它在這場持續了超過17個月的戰爭中的情緒——曾經被認為會是一場閃電戰式的衝突，結果卻變成了揮之不去的噩夢。據駐莫斯科的美國外交官估計，這場像9·11一樣徹底改變了世界的戰爭，自2022年2月24日以來，已經奪走了20萬人的生命，雙方的死亡人數大致相當。

我從西伯利亞前往俄羅斯與烏克蘭西部邊境的別爾哥羅德，穿越令人眩暈、塑造了俄羅斯人的自信的廣袤大地，我發現這個國家不確定自己的方向或意義，在普丁培育的輝煌神話和日常生活的掙扎之間搖擺不定。

一路上，我遇到了恐懼與狂熱的好戰情緒，也遇到了堅持挺過一場持久戰的頑強耐心。我發現蘇維埃人非但沒有滅絕，反而以一種改良過的形式，連同屈從的習慣，繼續存在著。因此，在國家電視台不遺餘力的宣傳下，普丁的老套路——金錢、編造神話和謀殺威脅——基本得以保留。

但我也聽到了像羅裡科娃這樣矛盾的聲音，還有一些人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意見，尤其是這個代溝明顯的國家中的年輕人。

「普裡戈任的反叛是許多社會問題的癥狀，但他能不受阻礙地向莫斯科挺進也表明，對於所有軍隊是否都會參戰，有一種緊張情緒，」卡內基俄羅斯歐亞中心高級研究員亞歷山大·鮑諾夫說。「普丁顯然不想下令開火，因為他不確定是否會被執行。」

出於其他原因，讓普裡戈任在短期內成為殉道者風險太大。瓦格納在避免不受歡迎的徵兵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它招募了成千上萬的罪犯，讓他們在烏克蘭的激烈戰鬥中首當其衝。即便說70歲的普丁沒有眨眼，他肯定也是縮了一下的。

然而，在領導俄羅斯23年之後，隨著烏克蘭南部和東部的戰鬥愈演愈烈，普丁仍然牢牢掌握著權力。他早在2000年執政之初就認識到，正如作家瑪莎·格森所言，「戰爭幾乎和鎮壓一樣好，因為它們會讓任何想把事情搞複雜的人失去說服力。」

無論是車臣、喬治亞還是烏克蘭，他總是用戰爭將俄羅斯人團結在簡化的民族主義神話中，把他們帶到簡單化的結論面前，即他日益高壓的統治如此不可或缺，必須永遠存在。

儘管如此，戰爭必須盡可能地隱形，只有像烏蘭烏德這樣靠近貝加爾湖、距離蒙古邊境不遠的地方才會有。這在一定程度上是通過向新僱傭兵支付約2500美元的月薪來實現的，這對於典型月薪500美元的地區來說是一筆巨款。

「金錢是人們參加戰鬥的主要原因，「羅裡科娃說。「按照我們的收入標準，為志願兵的報酬太瘋狂了。」

但普丁在俄羅斯最偏遠地區的揮金如土只會讓戰爭顯得更為刺眼。年輕的新兵在機場排隊等待飛往莫斯科的航班，然後從那裡經陸路前往頓河畔羅斯托夫，再進入烏克蘭，戰爭的印記銘刻在他們恐懼的臉上，埋藏在墓地新翻的土壤裡，死去的年輕人在那裡安息。空氣中瀰漫著一股恐怖的戰爭氣息。

羅裡科娃最好的朋友的人生伴侶2月死在烏克蘭，拋下了她和兩個年幼的孩子。她同父異母的兄弟逃到了喬治亞。她的祖父來自烏克蘭頓涅茨克地區，這種家族紐帶讓她更加痛苦。

羅裡科娃凝視著窗外波光粼粼的廣闊湖泊，這裡蘊藏著世界上20%以上的淡水。風突然刮起來了；海鷗用力拍打翅膀防止被大風吹跑。她說，她試圖從大自然中汲取智慧，尋找躲避戰爭動盪的避難所。

至少為了女兒瓦萊麗婭，羅裡科娃希望戰爭能在兩年內結束。「我們聽到的是一種真相，他們聽到的是另一種真相，「她說。「但為什麼我們就得像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樣互相殘殺呢？」

在遠離烏蘭烏德的莫斯科，迪奧的門店掛著「因技術原因關閉」的告示，已退出俄羅斯市場的星巴克被重命名為「Stars」，這麼做有些可笑，然而除此之外，西方制裁似乎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地鐵裡一塵不染；日俄融合美食十分受歡迎，到處都是這樣的餐廳；大多數事情都是通過手機無接觸支付處理；豪車雲集，多得離譜；互聯網運作流暢得無可挑剔，就像整個俄羅斯一樣。

我們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這場戰爭，除了在國防部的廣告牌上，以及不久前在普裡戈任的（如今前途未卜的）瓦格納集團廣告牌上，該集團試圖用諸如「英雄不是天生的，英雄是做出來的」之類的口號來吸引新兵。

40年前我第一次來莫斯科，當時它是一座沒有顏色的城市，在共產主義的貧困中勉強維持著。看看今天的莫斯科，我們就能明白為什麼普丁贏得了他的同胞如此多的尊重。他打開了俄羅斯的大門，卻又猛然將西方關在門外。他還對其進行了現代化改造，同時完整地保留了與俄羅斯過去的聯繫。

在莫斯科市中心最繁華的地區，俄羅斯國家杜馬副主席、偉大小說家列夫·托爾斯泰的直系後裔彼得·托爾斯泰坐在一家俯瞰著主教池塘的咖啡館裡，他露出了自信的表情，咖啡館裡，一群有錢人正吃著大蟹鉗和其他美味佳肴。

我問他俄羅斯打算如何支付長期戰爭費用，他反駁道：「我們通過印度向歐洲銷售石油來支付這一切。」

這是虛張聲勢，但也有一定道理。俄羅斯失去歐洲市場後做出了迅速調整，向亞洲出售石油，而印度也將部分石油精鍊後出售給歐洲。

「我們的價值觀不同，「托爾斯泰說。「對於俄羅斯人來說，比起我們國家的完整性和維護俄羅斯世界，自由和經濟因素都是次要的。」

普丁的統治就是要重建這個想像中的俄羅斯世界，或者說「俄羅斯米爾」，這是一個圍繞著永恆的俄羅斯文化和帝國領域理念而建立的復仇主義神話，烏克蘭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烏克蘭卻決定成為一個獨立國家，這永遠不可原諒。

至於未來，普丁幾乎沒有說什麼，人們只能猜測。

這不難看出：保鏢衝進莫斯科的高檔餐廳，為這個體制中的某些頭目或寡頭騰出空間，在這個體制中，必須對總統付出堅定不移的忠誠，才能獲得巨大財富。

最重要的是，正是出於恐懼，人們壓低聲音、猶豫不決，不敢說出普丁雙重思想中的那個險惡之詞——「戰爭「。

冷戰的蘇俄學，變成了另一項同樣艱巨的任務：透過克里姆林宮的重重迷霧，弄清普丁這位新沙皇在想什麼——如今，他已經在自己執政的暮年。

高壓政策愈發兇狠，普丁在烏克蘭發起的戰爭，幾乎全然不考慮自己的決策會造成什麼後果，這種特質正是約翰·勒卡雷曾說的「精神變態的一項首要條件」。

普丁主義是矛盾事物的後現代彙集。它是傷春悲秋的蘇聯懷舊與黑手黨式資本主義的結合，是對東征教會的虔誠和無所不在的破碎家庭的結合，是對「單極」的美國世界的猛烈攻擊和俄羅斯帝國起死回生後的出擊的結合——這一切都是通過對不同意見的無情鎮壓實現的，必要時會採取暴力手段。

在俄羅斯有一個讓人越來越解除戒備的現象，它看上去很像美國或歐洲，但其實並非如此。它是「運行在一種不一樣的軟體上的，」法國大使皮埃爾·列維對我說。對國家祕密的定義在不斷改變。

我得到的建議是，不要接受除了菜單以外的任何文件，即使是點菜也盡可能掃二維碼。

在距離莫斯科五個時區的烏蘭烏德，一座廢棄的蘇聯時代燃煤發電廠噴出濃煙，籠罩在有波紋鐵屋頂的木屋上。重達42頓的世界最大列寧頭像，至今在這座人口超40萬的城市的中央廣場上聳立著。

這座靜悄悄的城市，如今是俄羅斯布裡亞特共和國的首府，冷戰時期，這裡是固定翼飛機和直升機的生產中心，外國人不得進入，現在它再次捲入一場與西方的戰爭，而列寧的蘇維埃聯盟的解體，正是這場戰爭的根源所在。

59歲的經濟學家亞歷山大·瓦西裡耶夫即將第二次前往遙遠的前線，他和國防部簽了那種價值2500美元的合同。

去年十二月，他的摯友維克多·普利盧科夫在索萊達爾附近被烏軍火炮擊中喪生。幾天後，瓦西裡耶夫被一枚榴彈炸上了天。「我不太擅長飛翔，」他說。他帶著受了重傷的肩膀回到西伯利亞，如今基本已經痊癒。

「錢當然是好東西，但那不是我重返的主要原因，」瓦西裡耶夫說，他身形健碩，經常在他那間蘇聯時代的公寓裡舉鐵。

「參戰是對祖國應盡的義務，」他說。「我們的祖父1945年一直殺到柏林，就為了確保我們不用跟一個敵國作鄰居。我們不會讓美國給我們安插這麼一個鄰居。」

他的廚房牆上有一個鍾在說這番話的同時，，鐘面上的普丁和他的跟班——有時當他的替身——迪米特里·A·梅德韋傑夫直溜溜盯著他看。

「這個鐘是我媽媽十年前給我的，因為她覺得我整天罵他們！」他說。「你知道的，我們俄羅斯人常有的抱怨，稅收和腐敗。我們罵沙皇、史達林和他的古拉格集中營、葉爾辛——然後我們接受現實。」

有的人則以更熱忱的方式支持戰爭。44歲的尼古拉·沃羅德尼科夫邀請我去他的車庫，他在那裡修理車輛，準備送到前線去。他位於西伯利亞的車庫已將大約100輛SUV和卡車運往烏克蘭。

他本人曾在烏克蘭的馬利烏波爾作戰，一座被俄軍夷為平地的城市。2022年4月，沃羅德尼科夫在衝進那裡的主要行政大樓時胸部中了兩顆子彈。在接受緊急護理後，他回到烏蘭烏德修養了好幾個月。

和普丁一樣，他認為10世紀的基輔羅斯——其領土與今天的烏克蘭部分重疊——是現代俄羅斯的誕生地，並且該地區一直是大俄羅斯不可分割的邊疆。他說，俄羅斯和烏克蘭是「一個整體」。

「身上長了個腫瘤——長在烏克蘭，我們必須治，」他告訴我。「帶來腫瘤的是美國人，他們去了他們沒必要去的地方。我們的任務明確且即將達成，正義將得到伸張，法西斯主義將被擊敗。」

我問他怎麼看普丁。「他是上帝派到俄羅斯的，」他說。

在恐怖時期，廣大民眾要麼熱情高漲，要麼順從，要麼精於算計，要麼畏首畏尾。相比之下，一些勇敢的人會轉向內心的指南針。

39歲的葉夫根尼·弗拉索夫的麻煩始於去年底，當時他開始在Vkontakte（簡稱VK）上發表批評評論，VK相當於俄羅斯的Facebook。

弗拉索夫是烏蘭烏德的一名電氣工程師，個頭高瘦，有一種坦率和無畏，他發了一張來自反對派網站的圖片，說明了戰爭造成的傷亡。

圖片顯示，戰爭中每死亡一個莫斯科人，意味著達吉斯坦共和國死亡87.5人；他居住的布裡亞特共和國死亡275人；以及圖瓦死亡350人，圖瓦是一個亞洲少數民族的家園，也是俄羅斯最貧困的地區。

所有徵兵廣告牌上的圖像幾乎都是俄羅斯白人，與之相反的是，在前線陣亡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來自俄羅斯少數民族，Mediazona等獨立新聞媒體證實了這一情況。這就是弗拉索夫要表達的。

他的朋友告訴他停止發帖。他不理會。他認為自己是一個無名小卒，沒有人會對他的反戰影片感興趣。

弗拉索夫的朋友們大多欽佩普丁，他們問他上次看電視是什麼時候。他回答說：「我十年前就不再看了。都是垃圾。這就是為什麼我有不同的觀點。」

什麼樣的觀點？

「我一直很憤怒，」他說。「我就是不明白為什麼我們去年必須攻擊烏克蘭。沒有什麼正常的理由。」

弗拉索夫認為，總統已經迷失了方向。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的過程非常順利，普丁認為消滅烏克蘭也很容易。

「唯一的問題是，」弗拉索夫說，「烏克蘭一直在做準備，而普丁的親信卻一直在偷竊數十億美元，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士兵在四處尋找襪子。」

思索片刻後，弗拉索夫說：「普丁是個小偷。烏克蘭戰爭向俄羅斯人展示了為建造他的宮殿而損失了多少資金。」

去年12月，一名警察打電話命令弗拉索夫到當地派出所報到。弗拉索夫詢問原因。對方沒有給出任何理由。不管怎樣，他還是去了。他被問那些含有批判戰爭的社群媒體頁面是否是他的。他說是的。

警方整理了一份報告，稱他已經認罪——但他沒有——並且如果他再犯，他將被罰款6萬盧布（約合630美元），還會被監禁。

弗拉索夫聘請了一位名叫納德日達·尼佐夫金娜的律師，她是烏蘭烏德政治反對派的活躍人士。「我為言論自由而戰，但我也與正在發生的一切作鬥爭，」她告訴我。「根據憲法，我的當事人應該可以自由地發布他想要發布的內容。」

在過去的六個月裡，弗拉索夫已三次出庭。他的罰款最終減半，然後在4月被取消，但他尚未收到任何錶明已結案的官方信息。

弗拉索夫想要離開俄羅斯，他的孩子分別是10歲、9歲、4歲和2歲。他看不到一家人在烏蘭烏德的未來。他的夢想是去加利福尼亞州當電工；他認為妻子可以在美甲沙龍找到一份工作。

「普丁在位太久了，孩子們都不會問下一個總統會是誰，他們問下一個普丁是誰，」他說。「這可不是什麼好事。」

弗拉索夫回憶起2021年參加聲援阿里克謝·A·納瓦爾尼的示威活動，也就是那位被關押的反對派領袖，這週他又被判了19年徒刑，監獄的條件十分惡劣。「有很多人在抗議，」他說。「普丁的支持率在下降。」

兩年下來，他的一些曾經參加抗議的朋友已經成了普丁的支持者，他把這種態度的轉變歸咎於「戰爭帶來的神奇解決方案」。

我們約定第二天在南方公墓見面，那裡距離烏蘭烏德40分鐘車程，坐落在一片松樹林中。市中心的墓地已經沒有更多空間了。

我們漫步穿過廣闊的墓地，經過骨瘦如柴的流浪狗和野餐桌，還有陽光下閃閃發光的大束彩色塑料花，周圍是新挖的士兵墳墓。

墓地的一整塊都留給烏蘭烏德的戰死者。

一對老夫婦正在準備一個墳墓，他們鏟土，夯土。在他們準備安放的墓碑旁邊，地上放著一個水平儀。。

我問他們埋葬的是誰。

「我們的孫子。」

他多大了?

「19」。

出了什麼事？

「烏克蘭的事。」

墓碑上寫著：安德烈·馬利克，生於2003年5月4日，卒於2022年10月31日。

當我讀著這段銘文時，他們的女兒走過來，威脅說，如果談話繼續下去，她要就打電話給無處不在的聯邦安全局。

5月30日，布裡亞特共和國成立100週年慶典在華麗的烏蘭烏德歌劇院舉行，天花板上懸掛著蘇聯飛機的壁畫，機身上有紅星和印著列寧肖像的蘇聯國旗。

該國首腦阿列克謝·齊傑諾夫是普丁領導的統一俄羅斯黨成員，他發表了半個小時的講話，讚揚在「二戰」中犧牲的3.9萬名布裡亞特人。然後，他表彰了八名在當前戰爭中被授予「俄羅斯英雄」稱號的當地士兵。

他將勳章別在其中三位英雄的衣襟上，又別在幾位1941–1945年偉大衛國戰爭老兵的衣襟上，全場起立鼓掌。

這是普丁策劃的將兩場戰爭牽強融合的完美寫照。

「今天，新一代再次扮演了納粹主義征服者的角色，」齊傑諾夫宣稱。「我們的軍隊會贏的。在歷史的各個階段，總有人希望我們遭殃。但我們克服了所有障礙。」

隨後是一場具有蘇聯風格的戲劇表演，其中包括一個全男性舞蹈團，他們隨著一首歌頌煤炭生產的讚美詩旋轉舞動，向下揮動手臂，唱著：「是的！是的！煤炭生產是我們的責任，整個俄羅斯支持我們！」

在外面，氣氛沒有那麼歡欣鼓舞。

對許多人來說，平均每月幾百美元的工資意味著艱苦的生活。

伊琳娜·康措娃的兩個女兒七歲和九歲，她們是從電視上得知了33歲的父親馬克西姆·康措夫去年在烏克蘭去世的消息。她感覺自己無法對她們說出口。她的大女兒瑪格麗塔早早從學校回來，看到電視上宣布她的父親獲得了俄羅斯金星英雄獎。

我們開車去了那對夫婦第一次見面的高中。學校正面新貼了一塊牌匾，是為了紀念康佐夫的英勇行為，他在遙遠的土地上為一位年邁領導人的執念而犧牲。

康索娃是林業專家，她站在牌匾旁邊。「你無法擊垮俄羅斯人民，」她說。「尤其是俄羅斯女性。」

看著她，我滿腦子想的都是這一切帶來的浪費，沒有父親的孩子，糾纏不清的歷史留下的有毒遺產，以及所有那些為紀念戰爭的血腥犧牲而頒發的獎章。

她的書桌上放著打字機，還有她的眼鏡、筆記和一本書，書的標題總結了普丁時代的有罪不罰現象：《調查無定論的歷史》(History of an Inconclusive Investigation)。

你要走過自2000年以來被殺害的另外六名《新報》記者的照片。他們以不同的方式遵循了偉大的戰時攝影師羅伯特·卡帕的格言，穆拉托夫在諾貝爾獎獲獎感言中引用了這句話：「如果你的照片不夠好，說明你離得不夠近。」

61歲的穆拉托夫坐在一間掛著米哈伊爾·戈巴契夫照片的辦公室裡，這位領導人現在受到許多俄羅斯人的唾棄，他拒絕共產主義，支持言論自由、企業自由和開放邊界。

「他對待活物非常小心，」穆拉托夫告訴我。「他是一個農民。他珍視生命。現在，在我們國家，死亡比生命更重要。」

過去17個月就像送葬隊伍的行進。政府開戰沒多久就關閉了《新報》以及其它一些最獨立的媒體。報社的一個分支《歐洲新報》目前在拉脫維亞的裡加出版。穆拉托夫還是待在俄羅斯，他稱這是個「視真相為犯罪」的國家。

宣講真相的人——納瓦爾尼、大聲批評克里姆林宮的弗拉基米爾·卡拉-穆爾扎、批評戰爭的伊利亞·雅辛、戲劇導演葉夫根尼亞·貝爾科維奇和無數作家與詩人——都已經身陷囫圇。

「我們是個窒息的社會，」穆拉托夫說。「俄羅斯已經成為一座無聲的巨塔。」

他說，沒人知道國家是怎麼想的。唯一知道的是老一輩像信教一樣相信普丁。

至於年輕人，自開戰以來已經有多達一百萬最優秀、最明智的年輕人離開俄羅斯。穆拉托夫說，這些人不想殺人和被殺。他們不認為榮譽可以通過流血來獲得。他們倒是相信，榮耀在藝術和知識中。他認為，要取代這群人，需要經歷一個或幾個世代的時間。

在俄羅斯還有一些憤怒的年輕人。

在臨近俄烏邊境的別爾哥羅德地區，烏克蘭的越境攻擊迫使數萬俄羅斯人逃離家園，我在這裡遇見了19歲的伊利亞·科斯秋科夫。

他在去年因為反戰而被大學開除，不過他已經學到了足夠多的知識，足以從事他稱為「律師」的工作，主要是幫助迫切想要避免上前線或離開前線的俄羅斯人。

「我們在政府最高層放了個FSB的人，我們讓土匪來運作和統治，我們覺得，無論出了什麼問題，都可以通過一場選舉來修正，」科斯秋科夫說，「但是等人們開始明白過來已經晚了——於是現在就這樣了！」

在俄羅斯生活表象之下，潛藏著一場劇烈的代際衝突。衝突何時爆發尚不得而知，但看起來總有一天會爆發。

在莫斯科，我問穆拉托夫是什麼促使普丁對烏克蘭發起無所顧忌的侵略。

「他對西方產生了極度的厭惡，」穆拉托夫說。「這些領導人和政客會到莫斯科來，」上午去波利特科夫斯卡婭墳前祭拜，與公民社會代表大談人權，然後他們會去見普丁，簽下石油天然氣合約。

「他們卸任後，」他說，「普丁會收買他們——前德國總理格哈德·施羅德、前法國總理弗朗索瓦·菲永——他們都欣然接受普丁的錢。於是他就得出結論，西方嘴上說的價值觀都是垃圾。」

在穆拉托夫看來，普丁還得出了另一個結論：西方各國抓住後蘇聯時代俄羅斯的弱點，抹殺紅軍在1945年一路殺到希特勒的柏林這樣的功績。西方因此侮辱了2700萬在戰爭中喪生的蘇聯人，這其中就有普丁的哥哥。他的父親當時身受重傷。

西方是通過將北約東擴至俄羅斯邊境來實現這一目標的，在普丁看來，這本身就是背信棄義。

「於是普丁決定，要獲得已經結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穆拉托夫說。「他要保護那場戰爭的勝果。這就是為什麼要告訴我們，我們是在和納粹和法西斯作戰。」

蘇聯專制共產主義統治的結束，1989年柏林牆的倒塌，都奇蹟般地沒有流血，但現在看來，其實並非如此。

在普丁看來，戰爭的性質已經擴大，成為對西方的文明之戰。它也許是在烏克蘭進行，但莫斯科的敵人遠不止於此。

用俄羅斯外國情報機構負責人謝爾蓋·納雷什金近日的話說，美國、歐洲和北約現在被一致認定為「徹頭徹尾的惡魔崇拜」之源。

既然成了意識型態戰爭，就會愈發難以控制。「目前完全沒有和談的基礎，」克里姆林宮發言人迪米特里·S·佩斯科夫對我說。「我們會在可見的未來繼續這場行動。」

反西方的惡言惡語已經達到光怪陸離的程度。這是一種正在成形的國家意識型態的一部分，為接下來幾十年的潛在衝突埋下伏筆。

上世紀90年代，對自由主義充滿熱忱期待的俄羅史東過了一部憲法，其第13條寫道，「任何意識型態不得被確立為國家的或必須服從的意識型態。」三十年後，普丁的俄羅斯正加速走向一種秉守保守主義價值觀的新官方意識型態。

包括司法部長康斯坦丁·丘琴科在內的一些人提出了修憲廢除第13條的可能性。

這種反西方意識型態是圍繞東正教會、祖國、家庭和「精神高於物質」的觀念建立起來的，後者在普丁於11月發布的關於精神和道德價值的政令中得到體現。

政令宣稱美國以及「其它不友好的外國政府」是敵人，意圖培育「自私、悲觀、背德和對愛國主義理想的否定」，並且要「通過推廣非傳統的性關係來摧毀傳統家庭」。

如果說在冷戰中西方被描繪為冷酷資本主義的恐怖大本營，那麼在現在的俄羅斯看來，它是性改變、變裝皇后泛濫、野蠻的性辯論和LGBTQ稱霸的源頭。

「面對西方公然利用烏克蘭的人肉發起的戰爭，俄羅斯還要忍耐多久？」背景深厚的俄羅斯外交專家謝爾蓋·卡拉加諾夫在接受採訪時說。

「核戰的風險很高，並且越來越高，」他說。「這場戰爭就是加長版的古巴導彈危機，但這一次面對的是否定母性、父母之道、性別、愛國、信仰、神明等正常價值觀的西方領導人。」

俄羅斯這種幾乎不加掩飾的核威脅是這場對西方的厲聲討伐行動的一部分。從3月底到5月，俄羅斯一直在表示，一個正面衝突的新階段已經到來。

《華爾街日報》記者埃文·格爾什科維奇被以間諜罪名逮捕，這是冷戰以來第一次逮捕外國記者，美國政府和他所在的報社都強烈否認這一指控。四個月後，他仍在莫斯科的列福爾托沃監獄忍受煎熬。

過去近75年來一直處於俄美合作核心的莫斯科英美學校在5月12日的法庭裁決下徹底關閉，一家地方報紙指責該校傳播LGBTQ價值觀。

在接下來2024年3月的俄羅斯總統大選中，普丁無疑會毫無顧忌地利用這種意識型態的討伐和在烏克蘭的戰爭。他的再度當選幾乎是板上釘釘，他將得到一個之後可以繼續連任的六年任期。

「我們的總統選舉其實不算民主，只是昂貴的官僚政治，」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說。「普丁先生明年將以超過90%的得票率再次當選。」

普丁的支持率唯一一次出現下跌是在去年9月，也就是下達局部動員令的時候。「我們看到普丁的民調出現30年來最大幅度的隔夜下滑，」俄羅斯唯一大型獨立民調機構勒瓦達中心的主任丹尼斯·沃爾科夫在莫斯科對我說。「戰爭突然出現在了眼前。」

據專注於登門調查的勒瓦達的數據，普丁的支持率從80%跌倒了50%左右。此後普丁的支持率恢復到了80%左右，至於民調在當前環境下能有多可靠就見仁見智了。

儘管與大量證據相左，普丁仍堅稱烏克蘭是一個法西斯和納粹控制的國家，並且西方想把烏克蘭變成又一個性別轉換道德墮落的大本營，因此他成功地將一場侵略戰爭變成了衛國戰爭，本質上是在拯救俄羅斯，讓它的實體和道德構造免遭被肢解的命運。

「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在位數十年的當權勢力會使用的那種四平八穩的語言，」卡內基俄羅斯歐亞中心的鮑諾夫說。「這是一個掌握核武的大國，在散發出一種革命者的熾熱。」

在普丁時代末期有一種鏡像效應。他對西方和烏克蘭的指責——侵略、法西斯主義、核威脅——成了他自己的行動。烏克蘭的馬利烏波爾在2023年被俄羅斯夷為平地的樣子更像1943年被納粹摧毀的史達林格勒（今伏爾加格勒）。

這位俄羅斯領導人心中的復仇之火在烏克蘭戰爭前夕達到了頂峰。因蘇聯解體而失去克里米亞成為一個久久不愈的傷口，因為俄羅斯人普遍認為那是國家歷史的一個核心組成部分。

「普丁執著於他所認為的公道，」阿里克謝·A·韋涅季克托夫說，他的電台「莫斯科回聲」曾經很受歡迎，但在戰爭開始後很快遭到取締。「他在2014年對我說，『你可能對克里米亞的併入有不滿，但那是正當的。』」

韋涅季克托夫說他跟普丁很熟。他認為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對這位俄羅斯領導人有誤解。

「我們看不到那個肩負著復仇歷史使命的普丁，」他告訴我。「我們以為他是一個腐敗的傢伙，出身貧困家庭，想要遊艇、宮殿、女人和金錢。我們不覺得他是個認為蘇聯的解體不公平的克格勃官員。我們認為他是個冷血自私的人。事實上，他是個浪漫主義者。」

民族主義不是法西斯主義，但它是法西斯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承諾以虛幻過去的名義改變現在，打造一個除了榮耀之外，在各方面都很模糊的未來，這就是它的永恆本質。

對普丁來說，歷史是塑造當前事件的工具。他對歷史真相完全不感興趣，」奧列格·奧爾洛夫說。他是一位重要的人權活動人士，擔任「紀念」團體的負責人30多年，該組織於2021年被取締。

現年70歲的奧爾洛夫目前正在受審，罪名是「採取公開行動，詆毀對俄羅斯聯邦武裝部隊的使用」。他最多可面臨三年的監禁。

多年來，普丁政權動用了一切手段來重振和重塑歷史。「我的歷史」主題公園遍布各地，俄羅斯人記住他們的英雄事蹟，從13世紀抵抗蒙古人到納粹入侵。圍繞軍事主題開展的課程和課外活動也向孩子們灌輸了這種思想。

5月9日的勝利日慶祝活動中，數以百萬計的俄羅斯人舉著先烈的畫像在全國各地遊行，這是俄羅斯衛國戰爭勝利慶祝的一大特色。然而，今年，在一場低調的儀式上，這些所謂的「不朽軍團」活動被取消了。

即將離任的德國駐俄羅斯大使格薩·安德烈亞斯·馮·蓋爾告訴我：「也許克里姆林宮擔心有人會拿著在烏克蘭陣亡兒子的照片遊行。」

去年戰爭開始時，奧爾洛夫獨自站在紅場上，舉著一條橫幅，上面寫著「1945：一個戰勝法西斯主義的國家。2022：一個法西斯主義獲勝的國家。」

他告訴我，現在有兩個選擇。第一種是普丁以某種方式被取代，然後開始一段改革時期，就像史達林之後的赫魯雪夫時期一樣。

「第二種選擇更為現實，那就是普丁政權繼續存在，俄羅斯慢慢消亡，」奧爾洛夫說。「它將落後於其他國家，為了使這個政權穩定，鎮壓會加劇。」

三位西方駐俄羅斯大使在莫斯科告訴我，普丁幾乎肯定擁有足夠的國家支持和資金支持，讓他至少再打18個月到兩年的戰爭。

我問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在被吞併的四個省之外，俄羅斯是否希望獲得更多的烏克蘭領土。

「不，」他說。「我們只想控制我們現在寫進憲法的所有土地。」

貝加爾湖上的漁業博物館是一座部分沉入水中的木製建築，已正式關閉。但客棧老闆羅裡科娃認為有必要看看它，於是她打開了鎖著的門，眼前過去一個世紀以來俄羅斯的縮影。

到處散落著放鹹魚的木桶、雪橇、漁網、長凳，以及漁民們乘著木船駛向浩瀚湖面的褪色照片。我想起了法國哲學家羅蘭·巴特的一句話：每一張老照片都潛藏著災難。

牆上掛著衛國戰爭時期的蘇聯海報：「大魚上前線！」「趕超計劃是所有漁夫的責任！」

一桶桶鹹魚被拖過數千公里的俄羅斯大草原，給紅軍帶去滋養，讓他們一路打到希特勒統治的柏林，這樣的景象似乎概括了蘇聯人的巨大決心和犧牲，普丁堅稱，他必須通過更多的戰爭來紀念這種決心和犧牲。

「沒有人來問我們：我們是否想要這場戰爭？」羅裡科娃說。

在從貝加爾湖返回烏蘭烏德的路上，普丁為扭轉歷史而發動的戰爭的代價是隨處可見的。

墓園裡埋葬著安德烈·梅佐夫，這名2000年出生的海軍步兵於2022年3月6日死在了烏克蘭。他來自附近的塔洛夫卡鎮，曾在國立貝加爾大學讀書，並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軍隊服役。

一面海軍步兵旗在花束上方飄揚。旗幟上寫著海步口號：「所到之處，皆是勝利。」

每次我去墓園探視戰爭死難者的墳墓，FSB特工都會把車停在50米開外的地方，作為一種委婉的提醒。

在莫斯科的最後一天，我去了毗鄰克里姆林宮的莫斯科河大橋。一處小型紀念碑標出了反對派傑出領袖鮑里斯·Y·涅姆佐夫在2015年2月27日被槍殺的地點，那是一場明目張膽的政治謀殺。

這裡總有人在守護，確保紀念花束的新鮮的。這一天，這個任務落到了阿爾卡季·科尼科夫身上，他告訴我：「涅姆佐夫是個誠實的政客，這是很不尋常的。他是個勇敢的人，一個偉大的人。」

涅姆佐夫去世前一年，也就是大約十年前俄羅斯在烏克蘭頓巴斯地區挑起的戰鬥開始時，他在自己的Facebook頁面上寫道：「普丁已對烏克蘭宣戰。這是一場自相殘殺的戰爭。俄羅斯與烏克蘭將會因為這個精神不穩定的祕密警察特工的血腥瘋狂而付出慘痛代價。兩國的年輕男性會死在戰場。母親和姐妹將傷心欲絕。」

前段時間，戈巴契夫於2022年8月30日去世之前，《新報》主編穆拉托夫去探望了這位正躺在莫斯科醫院裡的朋友。曾做出給俄羅斯人自由這個決定的蘇聯領導人身體狀況急劇惡化，已經基本失去意識。去世後，普丁沒有參加他的葬禮。

病房裡有一台大電視。電視中一遍遍播放著烏克蘭戰火紛飛的影像。就在穆拉托夫離開時，他聽到戈巴契夫說：「誰會因此而高興呢？」